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引发的思考
两个转变的关系和主体
从1996年开始以及整个“九五”期间乃至2010年，我国外经贸工作的中心是要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
在世纪之交适时提出“两个转变”，是保证我国顺利迈向21世纪富有远见的战略措施。

具体来讲，所谓外经贸体制转变就是要加强政府对外经贸的宏观管理，弱化微观管理；理顺各方面经济关系，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外经贸经营，健全外经贸中介组织体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转换外经贸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进出口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加强外汇管理、海关监管等，以与国际市场妥善接轨。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则要求外经贸企业要改变以往主要依靠数量和速度转为主要依靠质量和效益，改变外贸产业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档次、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走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规模经营和内涵、集约型增长之路。

总之，两个转变是互相促进的，但对于两个转变的主体，目前还有不同看法。譬如认为，转变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应主要是政府行为。但在两个转变中，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应是互相融合的。政府改革体制，保障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这种改革和保障要在企业身上体现出来，不能将二者人为的割裂开来。如果一定要区分主次的话，第一个转变主要是政府行为，即通过政府体制和职能的转变，把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加快成为市场主体。在第二个转变中，政府是间接主体，企业是直接主体。

政府创造优良的外经贸发展环境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如规范外贸秩序，防止低价竞销；提倡规模经营，使企业加强竞争实力；制定政策措施，促使外贸结构升级；出口市场结构要多元，以防日益增长的区域集团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出口市场单调的不利影响；外贸产业结构要调整，增强规模经济的实力和高技术产业出口比重，以适应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出口商品结构要优化，使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成为外贸出口增长的主力军。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终还是体现在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上。所以，在第二个转变中，政府行为是间接的，企业才是直接主体，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后经济效益增长的终极体现。对每一个外贸企业职工来说，减少浪费，加强节约，多出口高质量、低成本的商品，就是为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出口粗放型增长阶段性
长期以来，我国外贸发展走的是外延型粗放经营之路，出口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几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出口商品已以加工制成品为主，但这些制成品中高档次、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出口商品还不多。因此，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外贸增长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以前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粗放的高速增长为国家创造和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对整个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地发展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为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我们今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物质基矗现在我们经常谈的增长方式，实际上是外贸增长的动力问题，即采用何种方式推动外贸增长。

采用粗放型增长方式虽然推动了外贸出口绝对额增大，但这种增长效益不高，必然会带来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一、国家不可能长久地大量投入资源和资金，外贸出口难以保持后劲；二、这种表面上外贸出口的巨大发展，实际上却掩盖了出口商品结构、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资金利税率、科技贡献率、管理效益诸方面发展的减缓甚至滑坡；三、在投入产出比率低、经济效益低情况下的高速度增长是一种浪费，将破坏可持续性发展；四、这样一种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把成本低比率转化为产值，不能有效地创造经济剩余。而集约型出口增长主要不是依靠资源、资金的过高投入，而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科技贡献率和管理效益，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来实现的。这种增长，才有利于提高经济质量、提高我国外贸的整体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性发展。